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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怎样看待正史和野史的价值
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，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问题在于，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、主次之别？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列正史为史部之首，足见其对正史的尊崇。其于杂史，则谓：“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，通人君子，必博采广览，以酌其要，故备而存之。”这里说的“博采广览，以酌其要”不主张对杂史兼收并蓄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刘知幾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《隋志》更为明确，他在《史通·杂述》中主张对“杂述”诸史“择其善者而从之”，是正确的。我认为，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应持态度的借鉴。
近年，刘叶秋所著《历代笔记概述》（中华书局1980年版）一书，对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二类笔记的史料价值做了很好的分析，认为它们是研究一代史实、典制、掌故、风习所不可缺少的资料，因为“从史料方面来说，历代笔记的许多具体而详尽的记载，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，足以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”。这个论断，无疑是正确的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：近五六十年来，有一种过分抬高野史史料价值、过分贬低正史史料价值的倾向，应当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。1922年，梁启超著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便是这样，他举出若干史例，助成此说。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，当然是对的；但是，他把野史捧得过高，以至认为“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”，竟可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“作等夷视也”，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