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罪犯的讨论，几年前我曾经得出类似的结论，并发表于本论文一开始所提及的报告之中。在该报告里，我针对犯罪行为与儿童幻想之间的相似性，做出不少详实的举证。
从我描述的孩童个案以及其他未多加强调但不乏启示的案例中，我发现犯罪倾向并非是因超我的宽容所引起，而是来自于在不同方面运作的超我。正因为焦虑与罪疚感的关系，致使孩子犯下罪案，而在犯案的同时，孩子亦尝试着逃脱俄狄浦斯情结。就我那个小犯人的例子而言，撬开橱柜与攻击女童都是他用以挥别侵害母亲欲念的方式。
当然，这些观点需要更进一步地检验与研究。依我个人的意见，似乎所有的经验都在导向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并非超我的缺席，而是超我运作方式的不同——也许是超我的固着发生得太早——才是一切的主因所在。
假设这些推断正确，那么等于是为分析实务的发展开启了重大的契机。如果犯罪行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超我与意识的不足，而是由于它们运作型态的不同，如此一来，分析治疗应该能够像解除精神官能症般地改善犯罪的问题。就像在性倒错与精神病等问题上，我们也许无法找到处理成人犯罪的方式，但是就儿童分析而言，情况并不相同。儿童并不一定要对分析具有特别的动机，问题仅在于采取何种技术来建构移情，以及如何让分析持续进行而已。我不相信在哪个孩子身上获取不到这样的移情，或者无法引发其爱的能力。以我的小犯人来说，虽然表面上他完全不具任何爱的能力，但经分析后，证实事实并非如此。虽然他对分析不具有动机，甚至对要被送入感化院一事也并未特别讨厌，但他仍对我表现出良好的移情，至少足以让分析顺利进行。此外，分析亦证实了这个迟钝的男孩对他的母亲怀有真诚而深挚的爱。他妈妈在癌症折磨之下未有善终，到末期时整个人几乎完全衰竭枯朽，女儿根本不想靠近她，最后守在床边照顾母亲的反而是他。当母亲病逝后，家人都要离开了，却好一阵子都找不着他，原来他把自己跟死去的母亲一起锁在房里，不肯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