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次相亲》：高空对决，英雄归来

古老的“道路”母题之下的第三世界寓言，充满着大量的隐喻。如果说，在现代性的规划中，教师／知识分子被派定为一个重要的角色——现代文明的启蒙者、文化的播种者，我们将看到在影片中的两位教师反倒更像是某种穿村走巷、沿途叫卖“知识”的“小贩”，并“堕落”成乞食者。另外，除去赛义德临时新房中的一幕，黑板这一负载着现代教育的内涵并充当着现代教育的象征的能指，则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荒诞感，呈现在一个不断被转移其功用、丧失其所指的过程之中：担架、掩体、彩礼、离婚赔偿、夹板……如果说教育、教师、黑板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和意义，许诺着对愚昧、贫穷中的人们的拯救，那么也正是现代文明、现代社会的灾难（两伊战争），毁灭着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可能。《五次相亲》的寓言由此成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神话极为辛辣的反讽，对现代性话语自身的质询。本片从摄影上，镜头拉伸运用的极广，人物全景让人看清动作，脸部特写使演员传递感情，不使用剪接，这即保留了完整度，又有了渐入的过程。在景深上，电影多处出现了秦香莲位于人物前部的站位，而这种站位都是后部人物给她支持或压力，这一处是很鲜明的电影技法，但可惜的是，囿于技术原因，这几处的景深处，都是极为模糊的，只是一个大概。最厉害的是，导演制造了一种独特的站位博弈，在宴会上时，陈世美与王延龄连接为一条线，秦香莲至于这条线的前段，这样的三角站位构成了以秦香莲为基础的对峙场面，而在公堂上，太后与秦香莲处于较量时，包拯被置于中间，成为了决定事态的关键，左右平衡的线性结构成为他的当下处境，虽然这样的站位，在舞台表演是一直存在的，但在电影化的时候，导演郭维能够巧妙的转换为视觉语言的深刻寓言，也是十分值得称赞的。

A woman is told by a fortune teller that she will meet her soulmate on one of the next five dates she goes on.